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zgxjs.com/，罗马
长久以来，对于与中国汉王朝齐名的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的瓦解，人们一直有着这样的印象：来自东方的神秘民族——匈人——突然出现在东欧的顿河流域，将居住在那里的日耳曼“蛮族”向西驱赶。后者虽然敌不过匈人的武力，在腐朽的罗马帝国面前却俨然“战神”模样。最后，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古典时代就此结束，欧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世纪。
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叙事（“一群接一群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新技能来控制土地，赶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那群人”），其实近些年来陆陆续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并非一夜之间，而罗马传统也在不短的时间里继续保存在“蛮族”王国之中。在2020年底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里，英国学者彼得希瑟更是对引发这一切的“民族大迁徙”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英]彼得希瑟著，任颂华译，新思文化丨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这部超过55万字的煌煌大作，将“民族大迁徙”视为古典历史作家留给后人的一个误解——那些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只是临时的人力联盟，既没有文化同质性，也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匈人被许多人认为是汉代匈奴人的后裔，但作者在书中并不认为两者可以画上等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匈人的东方渊源）。书中谈到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那位被西方史学家笔下往往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匈人之王”阿提拉麾下，竟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会说希腊语的前罗马商人。当时“匈人”帝国里的许多显贵，从姓名看就是日耳曼人（比如“奥尼吉修斯”或者“艾德科”）；而考古学家在旧“匈人”生活区发现的日耳曼式墓葬，又远多于带有东方风格的“匈人”墓葬。因此，彼得希瑟认为，匈人帝国之所以在阿提拉死后土崩瓦解，只不过是汇集在阿提拉麾下的各部落，在失去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后，迅速各奔东西寻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而已。
当然，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迁徙”本身的存在。由于“民族大迁徙”的目的地并非无主之地，与传统观点一样，彼得希瑟也认为男性战士是“古老移民群体”的主体。但考虑到这是些“一去不回”的长途跋涉，其中肯定也有家庭加入，带上了妇女和儿童。因为“如果没有日耳曼母亲将日耳曼语教给自己的孩子，（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日耳曼语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基本不受当地不列颠凯尔特语言的影响”。这并不是作者的凭空臆测，而是有着晚近的历史依据。19世纪的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后裔）为了逃避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向北迁徙，“1836年2月，亨德里克波特希特带着200人和60辆大车出发，紧随其后的是规模差不多的其他群体……所有这些群体均是男女老幼都有的”。
只不过，这些“迁徙”的规模，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就拿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者”东哥特人来说，其抵达亚平宁半岛的人数“大约有数万，但再怎么多也不会超过10万”。相比晚期罗马意大利的人口而言，“东罗马移民只给后罗马时期意大利的总人口带来了很少的增长”（书中估计为2%），几乎是个可以忽略的数字。
笃信传统观点的读者，对此不免提出疑问：如果彼得希瑟所言不虚的话，为何在如今的不列颠岛南部全然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属日耳曼人分支）的天下，反而属于凯尔特人的土著被挤到了威尔士一隅去了呢？这难道不是“民族大迁徙”之说最强有力的证据吗？英格兰的地名，似乎也是一个有力旁证。大多数流传至今的英格兰地名，有着日耳曼语的词源（但首都“伦敦”的名字除外）。对此，《丹麦王国史》就曾引述了一位丹麦老农访问英国后的感想：“他们差不多剽窃了我们乡村所有的古老名字——就是不知道怎样发音！”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丹麦语属于日耳曼语北支，而丹麦的日德兰半岛正靠近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源之地。
彼得希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两方面的解释。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入侵，可能并不是像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里说的那样，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日耳曼尼亚北部开始了大迁徙。这比四世纪的抢掠性袭击更加可怕”。实际上，英吉利海峡并不是什么天堑，早在公元3世纪，日耳曼海盗就找到了横穿北海入侵不列颠的航线。按作者所说，在历时数百年的时间里，一批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前仆后继”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
既便如此，“在罗马不列颠的人口结构崩溃后，移民与原住民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1比4”。接下来，作者又提出了“精英转移”的假设。换句话说，虽然进行迁徙的“蛮族”人数并不占有多数，但利用自身在武力上的优势，他们得以成功地清除了征服区旧有的统治阶级而取而代之。这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作者提到，直到7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地主精英中还有罗马不列颠人”。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他们终究难逃覆灭的结局。这就要说到当时的《伊顿法典》中的有趣规定，罗马不列颠人的“偿命金”只有财富水平相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半。这样一来，就算当权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律的判决不偏不倚（土著与征服者的胜诉比例相同），财富也会逐渐转移到后者手中了。至于原住民里的无地成员，他们并不拥有外来入侵者觊觎的田产，反而是承担繁重农业的劳动力，因此也被当作奴隶或半自由民“被绑在了从属地位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移民源源不断与其社会地位优势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帮助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了英格兰的主人。作者提及，根据男性Y染色体的分析，75%的现代英格兰男性带有一个来自欧洲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人故乡）的基因组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占有政治和经济优势的入侵者群体一开始的人数，只需达到5-6世纪本地群体的10-15%就可以了。至于如今英格兰的地名为什么大都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则是因为这些地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该地几百年后形成的……那时，盎格鲁-撒克逊语成为有地阶级中的主流语言已有很长时间，新的地产得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重新阐述了“民族大迁徙”的内涵之后，作者还需要解释另外两个相关联的问题，无论如何，罗马起始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迁徙”是为何发生的，而它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又戛然而止了？传统观点或多或少地将其归咎于“蛮族”的贪婪与野蛮。说起来，这也是古代“文明世界”的普遍偏见，比如西晋年间很有名的《徙戎论》就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当然，彼得希瑟认为，这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在经济学上给出了解释。
首先是所谓“固有的流动性”。日耳曼蛮族的农业技术，显然不够发达。彼得希瑟提及现代捷克境内的考古发现，古代日耳曼人耕地时并不会把土壤翻起来，杂草和作物残渣因此也就不会再土壤中腐烂并未土壤提供重要的养分。在这种情况下，“土壤肥力不可能长久维持”。既然这样，迁徙就有可能被当做一种生活习惯。欧洲东部的日耳曼部落，“早就有了通过迁居策略来让日子过得更好的习惯”，过一代人就换一个定居点，以寻找更肥沃的土地。于是，“4世纪30年代，哥特特温吉人曾计划带着所有家当搬到多瑙河中游地区，从4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与同为哥特人的格鲁森尼人一起搬迁到了罗马帝国的新家”。
为什么迁居的对象会是罗马帝国呢？这无疑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罗马帝国代表着文明与繁荣。“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为西欧大部分地区带去了城镇生活的乐趣以及集中供暖”。对于生活穷苦的“蛮族”而言，“离位于意大利北部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世界的政治中心越近，从罗马财富中分得一份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彼得希瑟接下来所说的，“迁徙是对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回应”。
在彼得希瑟看来，古典作家笔下令人望而生畏的“万恶之源”匈人，其实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行事。起初，匈人劫掠了罗马帝国的边疆，以获得拿得走的金银珠宝和其他战利品。接下来，匈人作为雇佣兵为罗马帝国效力，毫无疑问，这也是出于财政动机。没有慷慨的酬金，雇主无法指望佣兵的忠诚。再接下来，在阿提拉时代（5世纪中叶），匈人势力大为扩张，“终于从发起袭击和提供雇佣军服务转向了大规模入侵”。既便如此。就像作者所言，“阿提拉最关心的始终是他可以获得多少外交补贴”。这显然与后来的两位著名草原征服者（成吉思汗及“跛子”帖木儿）热衷获得新的土地的做法大相径庭。
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瓦解后的几百年内，欧洲大陆出现了接二连三的迁徙活动。出于类似的原因（农业技术的局限性），日耳曼部落相继西迁，他们留下的真空地带则为后来的斯拉夫人所取代：“斯拉夫人可能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先迁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三代人之后，最早那批移民的后代中有不少人又迁到了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继东欧与中欧的广泛“斯拉夫化”之后，到了9世纪90年代中期，马扎尔人接踵而至，“将活动中心从黑海北岸转移到了匈牙利大平原”。只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引发此前司空见惯的进一步人口迁徙。就连战败的摩拉维亚人也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留在了原处。就整体而言，欧洲的族群分布就此“定格”了。
过去有学者将其与宗教感化联系起来，比如《草原帝国》的作者格鲁塞，就认为诡异基督教之后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从此它将成为抵御亚洲蛮族向前推进的最可靠的围墙，‘基督教世界的盾’”。对此，彼得希瑟同样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恰恰是蛮族毁灭罗马帝国后的一大成就——“10世纪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网络已经遍布大西洋和伏尔加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罗马帝国与蛮族世界那种悬殊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已经大大缓解，整个欧洲出现了明显的共性。
如此一来，“不时驱动大型群体移民的那种积极动机大大减少，甚至可以说从结构上消除了”。远距离移民毕竟要权衡成本，只要欧洲各地的社会精英能够在原地获得物质财富，前途未卜的迁徙终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出的决定。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耕作方式走向集约化，耕作的地点也固定了下来，普通欧洲人的迁徙动机也消退了。
而这才是彼得希瑟的核心论点：智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移民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在于提升生活质量，尤其是获得更丰富的粮食供应和各种各样的财富。简言之，“人类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耐人寻味的是，如今的欧洲（更准确地说是欧盟中的富裕成员）又一次成为新时期的“罗马帝国”，以其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吸引着周边地区（北非、西亚）的移民（合法或非法的）。在许多人眼里，从2015-16年开始爆发的“难民危机”，俨然就是公元五世纪“民族大迁徙”的改头换面。
可以预见，只要“财富的极大不平等”仍在欧洲与周边地区存在，新时代的“民族大迁徙”便很难看到终结的迹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虽然是本历史著作，在当今世界，倒也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郭晔旻系文史专栏作家，文章见于《国家人文历史》、《中国国家地理》《上海书评》等媒体，著有《丝路小史》。本文原标题为“毁灭罗马帝国的‘民族大迁徙’是一个误解吗？”。
